12. 与指导案例5号类似的案例还有上海富仓贸易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盐务局盐业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2013〕粤高法行终字第226号。
[40] 实际上，上述分歧的产生并不在于对行政规制概念的理解不同，而是源于对行政行为概念的理解差异。其二，宏观调控与具体规制的重点不同，将宏观政策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容易影响对具体规制进行集中的、透彻的研究。
[37]同前注[25]，盛学军文。）不过，也有学者为了特别强调政府对公民经济自由的直接控制，而倾向于使用管制这个表述，本人更愿意使用‘管制来对应这三者共同的英文词‘regulation因为无论如何，像法院通过劳动管制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直接控制一样，政府的行政管制实际上是在对公民的经济自由进行直接控制，其严重性不言而喻。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学研究开始涉足行政规制领域。本文为行文统一，均采用规制和行政规制的表述。第三，行政规制行为的有效性问题。
但是，立法机关因为其行为的宏观性并不直接监督和管理经济主体的活动，司法机关基于其行为的被动性也不主动干预经济主体的活动。[46]有的则认为，行政规制行为不包括宏观调控行为，只有微观干预行为才属于规制行为。唯有如此，执政基础才会得以巩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才会日渐趋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宏愿也才真切可期。
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这一认定具备理论与规范依据。依宪治国之所以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要求和根本标志，首先是因为只有坚持依宪治国才能保证法治实施的民主内涵，才能实现《决议》所期望的良法、善治。四、人权理念 宪法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圣经，依宪治国当然要树立人权理念。
这些负面影响表现如下。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高度进取心的执政党，自应不断深化对法治的认识，直面问题，以其政治智慧和勇气推进中国的法治和改革进程。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且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也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强调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但是，仅仅规约政府权力的法治是片面的，还必须落实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发挥基本权利的水平效力，将基本权利价值渗透至普通立法之中，贯彻宪法序言规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法律效力。全会提出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的部署，为推进依宪治国指明了基本方向。
其次，坚持法治建设的中国理念，还必须具有中国文化意识。形式法治国当为法治国理念之根本结构，而实质法治国理念恐只居于作为弥补形式法治国制度上可能偏差之用。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必须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相结合，这是由中国的权力维度和秩序所决定的。要加强法学理论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帮助学生和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只有坚持依宪治国，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在统一，使法治进程的各个具体环节有机联系，发挥一体作用，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整体推进和有序进行。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根据是宪法，其所制定的法律应与宪法相一致。
因此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无疑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具体的操作应该通过国家机关来进行。宪法是法律的法律，是根本法，普通法律的制定须以宪法为根据。
一方面，立法机关须制定的法律数量众多。人民民主宪法传统要求深化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研究。只有坚持人民民主的法治与宪法传统，才能真正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尤其在我国，宽容理念的推广在法治建设中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非此就不能摆脱人治和专制的影响，宪法治理就失去了基础。在国家的维度中，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体现其根本意志的宪法即为法治的最高依据，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宪治国。发端于德国的法律保留理论早期带有鲜明的形式法治特征，表现为立法者不受限制，其后在基本法时代大为改观，立法不仅受宪法控制，还接受抽象法的限制。
这说明，轻视宪法文本文字是一种顽疾，根深蒂固，且具有普遍性。这不仅仅是指宪法规定的上述法律性规范性文件（非基本法律、法规、规章等），而是还应该包括非法律性的规范性文件，如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甚至政党的规范性文件。
宪法以对国家权力的构造和限制为核心内容，以保障并增进公民权利为终极追求。法律是道德的制度底线，道德是法律的最高要求。
里根的司法部长，提出和推动宪法文本主义的米斯指出：有些法官和评论者直接声称宪法最重要的不是它的具体规范，而是其所谓的精神……而很少关注宪法具体条款中的用语。但党的领导应该通过法律来实现，通过国家机关的活动来贯彻落实，正如《决定》所指出的，依法执政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依宪执政价值在于为党提供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至上权威，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的根本活动准则，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更依附于宪法活化的实施环节。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我国已有一部基本适应现实需求的宪法，但行宪和护宪的工作却相当滞后。
具体而言，法律保留理论须补充三方面内涵：一是须克服形式主义法治立法者不受限制的思想，确立立法受宪法限制。要按照《决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具体部署，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职能监督和社会监督。
护宪即维护宪法权威、实施宪法监督，开展违宪审查，为实现依宪治国提供保障。其二，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
再次，坚持法治建设的中国理念，还必须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宪法规定了国家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规范了国家权力民主化运行的基本程序，确认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这就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了民主内容和根本准则，也为立法、执法、司法的民主性方向提供了根本指引。
要实现依宪治国，重在树立基本理念。坚持法治建设的中国理念，首先要有中国政治意识。法治的确立是运行民主的过程，意味着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以王权为代表的行政权屈居于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之下，服从于法律的统治，这也是依法行政的内涵。《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设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执政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再次，厘定政府的权力清单，落实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正面清单。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依宪治国不仅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依法治国的灵魂所在。《决定》明确规定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并且要完善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实在是让人浮想联翩。
由于共产党对革命路径的依赖，重视执政事实，轻视内在价值，也由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习惯甚或完全没有具体的法律可供依凭，其执政权力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各项国家权力似乎都可归于党的一元领导之中，故而过去几十年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就不足为奇。正因为如此，党的决定总是引起宪法学界的高度重视，期望从中捕捉到修宪的蛛丝马迹。
